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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恩來對廣東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歷史性貢獻
    發布時間:2023-07-12        作者:       

    周恩來(1898—1976),原籍浙江紹興,生于江蘇淮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廣東是周恩來曾經戰斗和工作,并為之傾注心血的地方。大革命時期,他在此致力于國民革命事業,為創建軍隊新型政治工作,組建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作出開創性貢獻。大革命失敗后,他率領南昌起義部隊進入廣東,轉戰潮汕,有力推動了東江革命斗爭發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親自指導粵東紅色交通線建立發展?谷諔馉帟r期,他主持中共在南方的黨組織和國統區統戰工作,給廣東敵后抗戰和團結統戰予以正確指導。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黨中央,指導華南地區游擊戰爭取得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后,他關懷華南橡膠墾殖事業,親自倡導創辦廣交會,親臨指導“廣州會議”。周恩來對廣東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廣東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足跡。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4年9月,時任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書記的周恩來,從法國巴黎回到廣州,直至1926年12月,中共中央調他到上海工作。他在廣東戰斗了兩年多的時間,歷任中共廣東(兩廣)區委委員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等職。

    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創建我黨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1924年9月,周恩來到達廣州時,國共合作局面已實現,廣州成為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全國各地的革命青年紛紛涌向廣州,工農運動在此合法開展蓬勃向前。但是廣東革命政府卻面臨嚴峻考驗。國民黨內部派別叢生,右派勢力陰謀破壞國共合作;陳廉伯反動商團蠢蠢欲動,企圖將新生的革命政權扼殺于搖籃之中。10月間,26歲的周恩來被黨中央任命為中共廣東區委(又稱兩廣區委)委員長,肩負起領導廣東、廣西、廈門、香港及南洋等地黨的工作重任。

    周恩來在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三個月左右時間之內,做了兩項重要工作。一是支持孫中山北上。當時正是第二次直奉戰爭激烈之時,馮玉祥發動政變,歡迎孫中山北上。上海的中共中央不贊成孫中山北上,擔心會削弱廣東革命根據地;廣東區委則從全國革命形勢出發,認為孫中山北上可以將國民革命運動向北方推進發展。11月13日,孫中山離粵北上。后來的事實證明此舉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在全國的影響。二是在11月初征得孫中山同意,負責籌建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鐵甲車隊以徐成章、周士第為正副隊長,廖乾吾為黨代表,這三人都是共產黨員。隊員多是從各地抽調的富有反帝反封建覺悟的工人、農民、學生等革命青年。車隊的人員配備和調動都由中共廣東區委決定,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是以后的葉挺獨立團的前身。

    初到波譎云詭的廣州,青年周恩來的才華在斗爭中逐漸嶄露出來,受到了各界矚目。

    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創軍隊新型政治工作。黃埔軍校是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代表的建議,由國共兩黨合作于1924年6月在廣州創辦的培養革命軍隊骨干的軍事政治學校。孫中山將其視為建立黨軍的起點,寄予厚望。他親任學?偫,以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軍校重要性可見一斑。軍校開辦之后,校內確有一番蓬勃生機,但軍校政治部形同虛設,死氣沉沉,引起師生強烈不滿。

    1924年11月,年僅26歲的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到來,使黃埔軍校的面貌煥然一新。從此政治部承諾為學生進行政治訓練的中心,也是共產黨人在軍校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陣地。

    周恩來上任時對政治工作也無實際經驗,但是,他憑著對革命事業強烈的責任感,以蘇聯紅軍為榜樣,結合大革命的需要和軍校實際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和實踐,為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開創出一個嶄新的局面。

    他把政治訓練和教育作為政治部的中心工作,用上政治課的方式,給師生灌輸革命理論,培植革命思想。在課外,他建立了圖書館和書報室,創辦了報紙和刊物,成立了演出劇社,舉行演講會和討論會等,營造良好的政治教育氣氛和環境。在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方面,他擴充組織結構,增加部員,陸續成立各學員隊黨代表制度。周恩來強調,政治工作人員必須深入基層,了解情況,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人員必須言行一致,起模范帶頭作用。1924年底,由黃埔學生軍組成的軍校教導團一、二團先后成立,這是區別于舊軍閥部隊的國民革命軍。周恩來創立的軍隊新型政治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軍隊中從事政治工作的良好開端,其作用一開始即十分顯著,軍校革命空氣空前高漲,一大批軍事政治人才脫穎而出,成為中國革命發展的中堅力量。

    兩次東征顯神威,主政東江播火種。1925年初,盤踞在東江地區的軍閥陳炯明,趁孫中山離粵北上之機,向廣州進攻,妄圖傾覆廣東革命政府。為統一和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廣東革命政府于同年2月和10月先后兩次舉行東征。周恩來參與東征的領導工作,為奪取東征的勝利進行了卓絕的斗爭。

    2月初,周恩來親冒鋒失,隨軍出征。參加東征是黃埔軍校學生軍第一次對敵行動。周恩來在軍校精心澆灌的政治教育之花,結出豐碩果實,他培育出一大批有較高政治覺悟、有過硬軍事本領,勇敢堅定的革命戰士,黃埔學生軍遂成為東征主力軍。東征軍長驅直入,直搗潮汕,取得淡水之役的勝利;隨后又一鼓作氣,在棉湖擊潰林虎部主力;很快進駐梅縣,迫使陳炯明殘部退入江西和福建。第一次東征勝利結束,從此黃埔校軍英勇善戰的美名廣為流傳。

    這次東征勝利的取得,與周恩來所主持的黃埔軍校政治工作的威力密切相關。在周恩來領導下,黃埔校軍官兵時刻牢記自己是“革命軍”,保持嚴明紀律,并適時展開對民眾的政治宣傳,這樣的戰地宣傳工作,是以往任何一支中國軍隊所沒有的。同時,周恩來還注意加強民眾組織工作。他與政治工作人員,深入機關、學校、工會、商會以及農村,發表演說,號召民眾起來和反動軍閥作堅決斗爭。他將武器發給海豐農民自衛軍,恢復海豐農會,在東江各地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他還著手打擊土豪劣紳,為苦難的人民伸張正義,深受民眾的歡迎。周恩來在革命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軍隊政治工作方面的最早嘗試。毛澤東對此曾高度評價:“那時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組織新制度的軍隊,在開始時不過兩個團,便已團結了許多軍隊在它的周圍,取得第一次戰勝陳炯明的勝利……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

    東征軍回師廣州后不久,東江地區再度被陳炯明占領。10月,廣州國民政府舉行第二次東征。在此之前廣東革命政府已將所轄的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黃埔校軍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任軍長,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此次東征,周恩來被任命為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這次東征進展順利,所向披靡,經過惠州之役,革命軍乘勝追擊,11月即進占汕頭,第二次東征勝利結束。軍隊政治工作比第一次東征時有了新發展。正如《政治周報》在《東征紀略》的報道:“革命軍與別的軍隊的最大不同點,就是他軍隊內部的政治宣傳,這是革命軍打勝仗的根本原因!比鐤|征軍參謀團后來總結:“此次東征軍組織政治宣傳部,對于行軍地域,先期出發,召集各界人民演講,使咸瞭然于我軍東征之意義,與軍隊紀律迥異于前。軍行所至,人民均簞食壺漿以迎義師,關于給養及運輸,遂感莫大之便利。故此后各作戰軍,宜設政治宣傳部,以取軍民合作之效!边@是對周恩來領導的軍隊政治工作取得顯著成效的充分肯定。

    1925年11月,周恩來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東江各屬行政委員,負責惠、潮、梅、海陸豐等25個縣的地方行政工作。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共產黨人在一個地區范圍內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地方政權。這樣,周恩來開始了主政東江的行政實踐。

    1926年2月,周恩來正式就職。他有計劃地組織工人、農民、學生、商人、婦女群眾團體,并逐步團結聯合,有的縣、市有了各界的統一組織。他號召各界支持工農斗爭,使政權充分體現人民性。為了革除封建軍閥統治的各種弊端,拯救民眾于水火,周恩來大力進行整頓地方、安定社會秩序的工作。他鏟除苛政,成立新的行政機構;認真處理戰爭遺留問題;大力扶持和積極領導工農運動;重視人才的使用,提攜支持革命的知名人士;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整頓和占領宣傳陣地;發展教育事業……。二、三月間,他親自主持召開了東江各屬行政會議,同各縣負責人以及群眾團體組織當面商議,綜合解決全盤工作問題。

    在周恩來的有力領導下,東江地區顯示出勃勃生機,革命事業蓬勃發展,革命的火種在此生根發芽,為以后這里策應南昌起義軍南下和就地斗爭、工農運動的發展、革命根據地建設等進行了充分的革命醞釀,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周恩來在大革命時期的廣東,對這三個問題都做了創造性的探索和嘗試,取得可貴的經驗。這些經驗,無論對周恩來自己還是對中國共產黨以后的發展壯大,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率南昌起義軍轉戰廣東 

    1927年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開始了中共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新時期。8月3日開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率部南下廣東,以期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并占領出?,取得國際援助,重新舉行北伐。

    起義軍入粵前,周恩來報告中共中央:“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陸豐,建立工農政權,如情勢許可,自以早取廣州為佳,否則在潮、汕須一月余之整頓。子彈兵員之補充乃是最急,”要求中央“電知粵省委號召東江潮汕工農響應一切”,策應起義軍進入廣東。

    9月16日,起義軍在大埔農軍帶領下,進入大埔境內。19日,周恩來等前委領導人到達大埔縣城。同日,起義軍的主力進駐大埔三河壩,經過一個半月的行軍作戰,起義軍只剩下一萬余人。根據長汀前委會議決定,起義軍在這里實行分兵,由朱德率第11軍第25師等部留守三河壩,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主力部隊進軍潮、汕。23日,起義軍順利攻占潮州。24日,起義軍進占汕頭。在周恩來等指導下,立即召開汕頭市工農兵學商各界代表大會,成立汕頭市革命政府。同時成立東江工農自衛軍。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革命政府協同中共汕頭市委開展接管舊政權、鎮壓反革命,維持社會治安、組織工人復工、籌措軍餉和宣傳慰勞等工作。隨后起義軍在汕頭召開有數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周恩來到會演講,號召人民起來斗爭。這時敵軍正向潮汕集結,起義軍在揭陽、潮州、大埔等地先后與敵軍優勢兵力戰斗,經過幾天激戰,起義軍撤離潮州,汕頭也隨之放棄。

    撤離汕頭時,周恩來已患瘧疾,被擔架抬著行軍。10月3日,前委機關和前線撤退下來的部隊在普寧流沙會合。鑒于起義軍在軍事上正處于極端險惡的形勢,周恩來抱病在這里主持召開起義軍領導人參加的最后決策會議,他在會上總結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提出善后辦法。會議進行當中,敵人已經襲來,會議被迫中斷,一片混亂中大家緊急疏散隱蔽。這時周恩來高燒40度,同志們勸他離開部隊,周恩來堅決表示:“我的病不要緊,能堅持得住。我不能脫離部隊,準備到海陸豐去,扯起蘇維埃的旗幟來。你們快走吧!”

    起義軍余部在烏石地區遭敵重兵截擊,周恩來、賀龍、葉挺指揮部隊還擊,但寡不敵眾,起義軍被打散,分頭撤至海陸豐。撤退中周恩來發著高燒,昏迷之中還在喊“沖!沖!”葉挺、聶榮臻守在身旁,幾個人只有一支小手槍,已無自衛能力。后來由當地中共負責人楊石魂幫助他們隱蔽起來,并招來一條小船,護送他們渡海,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了兩天一夜,到了香港。

    南昌起義的槍聲如平地一聲春雷,使千百萬革命人民在經歷了一連串的嚴重挫敗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搞搞舉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這次起義中誕生,作為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光榮締造者之一。正是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軍,在潮汕東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高潮,為以后的這個地區的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點燃了火種。

    此后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直接領導開辟了從上海經香港、汕頭、大埔進入中央蘇區,長達數千里路的紅色交通線;抗戰時期他指華南抗日敵后武裝斗爭,營救被困于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毛澤東和黨中央運籌帷幄,為保存華南革命力量作出了不懈努力,為華南黨組織指明了發展方向,指導華南地區游擊戰爭最終走向勝利。

    心系廣交會 

    1956年,年輕的共和國面臨帝國主義的遏制和封鎖,為打開對外貿易的渠道,在周恩來直接過問下,1956年11月10日—1957年1月9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在廣州舉辦了新中國第一次大型國際貿易盛會——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歷時兩個月的展覽取得成功,吸取其經驗,1957年4月15日,首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宣告開幕。此后每年春秋兩季的廣交會在廣州定期舉辦,一直延續至今。廣交會的創辦,是新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個創舉,它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窗口,為我國對外貿易打開嶄新局面。周恩來對廣交會十分重視,親自規定廣交會的任務,并對廣交會的許多具體工作及時作出指示,為廣交會的順利進行作出了突出貢獻。

    1957年春,第一屆廣交會剛剛開幕,周恩來就親臨廣交會,他仔細觀看,親切地對大家說,廣交會不僅要發展同外國做生意,還要展覽我國工農業新產品,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發展和增進我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關系。

    1970年4月,周恩來到廣交會檢查工作,指示外貿要促生產,促內貿,促科研,明確指出外貿與生產、科研的關系。1972年春季廣交會期間,周恩來指派副總理李先念到廣交會指導工作。行前,周恩來對李先念說,要把廣交會工作搞好,不僅廣交會要搞好,而且要把今后工作搞好,要把生產搞好,不是為外貿而外貿,外貿實際上是政治斗爭,也是經濟斗爭”。

    對于參加廣交會的出口商品質量,周恩來十分關心。1972年4月9日,周恩來在廣州接見廣東省黨、政、軍負責人和參加廣交會有關部門、單位的代表,就出口產品質量等問題講話。在詢問國產襯衣質量以及日本、臺灣產品質量情況后,說:現在我們出口數量不大,質量這么差,怎么向國家交待?怎么向人民交待?又說: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偉大的人民,出口比臺灣才多10億,不值得驕傲。他在談到織染品問題時說:這里的貨,有問題的馬上撤消,不好的不要擺,不要以為都好!29個省、市、自治區統統檢查一下,染料不好的,織造不好的,不要擺出來,不要只為花色品種好看不管質量。在詢問出口罐頭的質量情況后說:生產不穩定,就是規章制度執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規章制度,好的工藝流程。

    1972年秋交會曾出現貨源嚴重不足,無法滿足國外客商要求的情況。周恩來10月22日、10月23日的連續作出兩次批示,要求國務院有關負責同志及時予以解決。10月28日,國務院發出《關于組織好秋季廣州交易會出口貨源的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切實抓緊當前收購,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農副土特產收購和調運工作;抓緊出口商品的生產,增加出口數量。并要求“所有交易會對成交的商品,要認真履行合同,維護國家信譽”。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的某些經濟思想:經濟工作不僅要講經濟效益,也要講政治;商品生產不僅要講數量,更要注重質量,質量也是生產;經濟工作要講信譽,要認真履行經濟合同;經濟發展要依靠科技的進步,同時也能促進科技的發展。

    廣交會創辦以來,數易會址。從原廣州市中蘇友好大廈,到海珠廣場東側新建的4層中國出口商品陳列館,再到海珠廣場西北面新建的10層展覽大樓,面積不斷擴大,但仍不敷使用。1973年初,周恩來根據我國對外關系不斷擴大和對外貿易日益發展的前景,親自批準新建規模宏大的廣交會展覽館,新會址設在廣州流花湖畔,1974年春季廣交會即在此舉辦,面積達11萬多平方米。

    為解決廣交會來賓的住宿問題,周恩來多次過問,親自排除“文革”中“左”的干擾,促成在廣州興建一座大賓館。1968年,廣州賓館落成開業,這是當時全國最高的建筑物,廣交會住宿緊張的情況大為緩解。此外,為緩解廣交會交通緊張、吃飯排隊等實際困難,做好廣交會安全保衛工作,他多次指示地方采取措施予以解決。

    在“文革”期間,廣交會雖然受到某些干擾和破壞,但仍未中斷舉辦,這與周恩來的努力是分不開的。1966年秋交會前夕,周恩來獲悉造反派要沖擊展廳時,他派廖承志親臨廣交會,做造反派的思想工作,勸說他們不要沖擊廣交會,從而保證廣交會正常進行,此次出口成交總值達4.81億美元。

    1967年春交會舉辦時,廣州兩派群眾組織忙于內斗,致使廣東局勢混亂。周恩來親自審改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就開好廣交會發給地方的通知稿,他增加“不在交易會及其所屬組織內進行奪權”規定。他親自飛往廣州同廣東黨政軍負責人談話,并向群眾組織作報告,號召大家搞好團結。

    由于周恩來的努力,“文革”期間,雖然每屆交易會成交量有增有減,但總的趨勢仍是繼續增長的。1970年秋交會出口成交額首次突破5億美元。1972年秋交會又突破了10億美元。1973年秋交會達15.87億美元,是第一屆交易會0.18億美元的88倍多。

    親臨指導“廣州會議” 

    1962年二三月間,兩個令全國知識界矚目的會議在廣州召開:一是由國家科委召開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由聶榮臻主持,從2月16日開始,參加會議的有各專業、各學科有代表性的科學家310人;二是由文化部和戲劇家協會召開的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因這兩個會議幾乎同時在廣州召開。因此,這兩個會議后來在習慣上被合稱為“廣州會議”。

    對于這兩個會議,周恩來十分重視,并親臨廣州作指導,保證“廣州會議”的順利召開。他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光輝著作——《論知識分子問題》,就是在“廣州會議”上給與會代表所作的報告。

    2月26日,周恩來與陳毅到達廣州。隨即,周恩來深入到參加兩個會議的代表中去,聽取他們的意見。當時,有人向聶榮臻反映,一提起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的,叫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子女也受到歧視。聶榮臻、郭沫若向周恩來匯報了與會代表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的種種顧慮,強調這個問題嚴重地阻礙了知識分子政策進一步貫徹和知識分子積極性的調動,他們都希望在這次會議上能夠解決這一問題。周恩來特別強調:“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人民的知識分子”。聶榮臻請周恩來到會作報告,周恩來答應在會上作《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為統一思想,3月1日,周恩來約兩個會議的黨內負責人陶鑄、聶榮臻、于光遠、張勁夫、林默涵、范長江等座談,進一步就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開展討論。會議結束時,周恩來作出結論:從總體上講,知識分子不能再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周恩來這一思想,為他在廣州會議講話的主題最后敲定了調子。

    3月2日,兩個會議代表齊集羊城賓館,周恩來給大會作《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而是腦力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階層。一般地說,這個階層的絕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是附屬于當時的統治階級并為其服務的……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已經處在統治地位,知識分子才轉變到為廣大人民服務。對于如何團結知識分子,周恩來強調六點:“信任他們”“幫助他們”“改善關系”“要解決問題”“一定要承認過去有錯誤”“承認錯誤還要改”。對于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周恩來則指出:知識分子要進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是長期的,而“改造的方法要和風細雨,不能粗暴,這樣氣才能順,心情才能舒暢,才能接受幫助”。

    對周恩來的報告,會議反映很強烈,大家普遍認為,報告聽來很親切,使人深受感動?茖W家們說:“帽子摘掉了,責任加重了”“是腦力勞動者,自己人了,不能再作客人了”。這個報告,成為中國共產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經典性文獻。為此,薄一波對這個報告作了這樣的評價:“周恩來這篇講話,同他1951年的《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和1956年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一起,成為建國以后黨對知識分子的正確理論和政策的代表作”。

    周恩來因為有急事要先回北京。3月4日,離開廣州返京前,特囑托陳毅轉達他對兩個會議的代表的一段話:我們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這幾句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作了明確而科學的判斷。

    陳毅于3月5日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3月6日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傳達了周恩來上述講話,并在會上為知識分子作“脫帽加冕”的講話:即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

    周恩來從廣州回到北京以后,3月28日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經過12年鍛煉的我國的知識分子,毫無疑問,他們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我們應該信任他們,使他們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如果還把他們看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他還指出,要進一步團結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要使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以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中國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正確分析,在全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在黨外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受到廣泛的、熱烈的歡迎。鄧小平明確表示支持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的分析。他指出,“陳總講的是對的”“恩來在廣州報告沒毛病,對知識分子問題應照總理講的解釋……”

    令人遺憾的是,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后,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出現的“左”的偏差越來越嚴重,到“文化大革命”發展到頂峰。在十年動亂中,曾使全國廣大知識分子深受鼓舞的“廣州會議”,被江青污蔑為“廣州黑會”凡參加這次會議的人都成了“黑幫”,至少是“黑線人物”。             


    (編寫:羅素敏)


     


    參考文獻:

    1.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4卷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3卷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5.《周恩來選集》(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中央檔案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3卷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7.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周恩來與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費虹寰主編:《周恩來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9.南昌八一紀念館編:《南昌起義》,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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