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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澤東在廣州對中國革命和發展道路進行的睿智探索
    發布時間:2023-07-13        作者:       

    毛澤東(1893-1976),湖南湘潭人,字潤之(原作詠芝,后改潤芝),筆名子任。1920年,在湖南創建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廣州是毛澤東生活、工作和戰斗過的地方。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三次來廣東,生活、工作時間長達1年半;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又至少八次來廣州調研、視察、指導工作,時間累計又在半年以上?傆,毛澤東在廣州生活、工作和戰斗的時間超過兩年。毛澤東在廣州,對中國革命和發展道路進行了睿智的理論探索。在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史上,廣東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三次到廣東 

    中共三大召開前,毛澤東除短暫外出,主要是在湖南學習、生活和工作。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曾三次到廣州,總計在廣州時間約1年半。在大革命中心和策源地廣州,毛澤東實現從地方性領導人到全國性政治人物的角色轉換。

    第一次是1923年到廣州出席中共三大。

    毛澤東此次南下廣州的歷史背景,是他在湖南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肯定,加上湖南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奉調到中央工作。1923年4月,長沙街頭貼出緝拿“過激派”毛澤東的布告,毛澤東經上海來到廣州,參與籌備中共三大。

    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在湘區的工作成績受到充分肯定。他在國共合作、工農運動等問題上的意見,獲與會多數代表認同。因此,毛澤東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并擔任中央局秘書,處理黨中央的日常事務!包h章”和《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通信開會記錄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這里的“秘書”相當于后來的秘書長。

    中共三大后,中共中央駐在廣州。毛澤東在廣州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6月,他與李大釗、陳獨秀、譚平山、蔡和森等討論北方政治危機及國共合作問題,對于中央工作作出四點決定;他與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等5名中央執行委員以國民黨員身份聯名致信孫中山,要求孫中山裁決兩個問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將這封信譯成德文寄往莫斯科。7月2日,他與陳獨秀聯名致信共產國際,報告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動情況。7月4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第二次對時局的主張。1923年7月1日,《前鋒》月刊在廣州創刊,毛澤東在廣州期間撰寫的《省憲下之湖南》,在《前鋒》創刊號發表,筆名“石山”。

    毛澤東積極貫徹中共三大決議,多方促成國共合作。他曾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到廖仲愷住處和廖仲愷商談國共合作問題。毛澤東重點開展對譚延闿的工作。他勸告譚延闿不要用“聯省自治主義”為口號,配合中共湘區委員會為即將開展的“聯譚倒趙”做準備。毛澤東通過譚延闿關系,加強對國民黨內部情況的了解聯系。中共三大前夕,國民黨中央派覃振回湘活動。毛澤東托他帶給李維漢一封信,要中共湘區委協助覃振開展籌建國民黨的工作。

    1923年7月底,毛澤東因中共中央遷回上海,先期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第二次是1924年到廣州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

    1924年初到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及一屆一中全會,是毛澤東第二次到廣州。這次他是以國民黨湖南省地方組織推選的代表身份出席國民黨一大的。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毛澤東此次在廣州的活動,主要是參加與此相關的三次不同性質的會議。

    毛澤東1924年1月到廣州以后,第一項主要行程是參加中共黨團會議。1924年1月17日,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中共黨團舉行全體會議,會議主要就中共黨團的組織形式與活動原則進行了研究。1月18日,中共黨團繼續舉行會議,明確中共黨團活動的組織形式:分5個獨立代表團和由譚平山、毛澤東、李大釗組成的3人委員會。鮑羅廷出席并講話,毛澤東、李大釗、譚平山、沈定一等都作了發言。毛澤東主張,大會應對少數民族問題作出更明確的表述。鮑羅廷了解黨團會議的情況,都直接向毛澤東發問。包括前一天黨團會議討論,國民黨一大各代表團組成等情況,都是毛澤東向鮑羅廷報告并解釋的。毛澤東發言,持論相當穩健務實,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原則立場,又符合中國當時的具體實際。

    毛澤東在國民黨一大上,表現了共產黨人勇猛進取、踏實奮斗的革命精神,獲代表們關注和認可,并獲孫中山賞識,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出席了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在2月9日的一中全會第四次會議上,十項議案有四項由毛澤東提出,除第二案未成立外,其余三項分別交審查或中執委參考。

    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結束后,毛澤東按照一中全會的分工和安排,約于1924年2月中旬,離開廣州前往上海。毛澤東第二次在廣州,約1個月。

    第三次是1925年至1926年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任職。

    毛澤東第三次來廣州,仍是在湖南工作一段時間后南下的。與前兩次不同的是,沒有取道上海中轉,而是經湘南、粵北,毛澤東沿途了解社會階級狀況并發動農民運動。湖南區委派龐叔侃、周振岳專門護送毛澤東到廣州,并安排他們到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1925年9月中旬,毛澤東抵達廣州。到1926年11月離開廣州,長達1年零兩個月。除短暫到韶關調研外,一直在廣州從事革命活動。此次毛澤東在廣州的革命活動可分為緊密相關又相對獨立的三個方面。

    一是國共合作。毛澤東作為廣州國民黨中央的重要干部,并為國民黨二大的召開做了大量具體工作。會后,毛澤東繼續為維護國共合作、反擊國民黨右派而斗爭。毛澤東對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參與會議籌辦工作,執筆為《廣東省黨部代表大會會場日刊》撰寫了《發刊詞》,負責宣言起草工作。1925年11月,國民黨中央成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以毛澤東等5人為委員。毛澤東以中央黨部負責人身份出席了國民黨二大并在會上作宣傳工作報告,還審議有關報告和決議案。他反對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偽中央及其召集的偽國民黨“二全大會”,維護國民黨的團結和統一,大力批判戴季陶的右派理論,反對孫文主義學會。毛澤東還經常利用參加國民黨重要會議之機提出各種議案。對國民黨會議通過政策的傾向有極大的影響力。孫中山之子孫科甚至說:提出方案要想通過,只要找毛澤東等人疏通,“會場中便沒有問題了”。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制造“中山艦事件”。毛澤東最早識破蔣介石陰謀并主張堅決回擊。同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后,毛澤東繼續反對國民黨右派,維護國共合作。1926年10月,他出席國民黨中央和各省區市黨部、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右派作了限制。

    二是革命宣傳。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毛澤東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任內銳意整頓部務,使宣傳工作走上正軌,使宣傳部工作一改過去雜亂無章狀態;注意宣傳部組織系統的建立和健全工作,國民黨二大后各方代表來廣州甚多,毛澤東多方羅致,聘請各方人才分任干事,宣傳部人才濟濟,“一時有人才內閣之稱”;編輯國民運動叢書,多途徑辦黨報黨刊;大力推進國民革命的宣傳工作,擴大宣傳于各地,加強地方工作指導。在毛澤東代理國民黨中宣部長之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只轄廣東一省,許多地方宣傳部各行自是,有的因缺乏指導而放棄職責。毛澤東到任后,幫助和督促各級國民黨黨部健全宣傳工作機構,并在上海設立交通局,加強聯系。通過各種渠道,向各省市布置工作;他還親自撰寫各種宣傳大綱和口號,加強全國宣傳工作的計劃性和目的性。到1926年5月,全國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省市已達12個。1925年12月,毛澤東創辦《政治周報》,到1926年6月5日?,共出版14期。毛澤東親自主編前4期,通訊地址就設在毛澤東的寓所,楊開慧助理編輯。沈雁冰接續編輯了第5期,后由張秋人續編至終刊,共登載各類文章114篇。毛澤東在前4期發表21篇文章!墩沃軋蟆钒l行4萬份,居全國報刊之冠,在全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三是人才培養。例如黃埔軍校,曾參加招生工作,后來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期間,又曾到應邀到校演講。毛澤東參與舉辦了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主講《農民運動》,班主任李富春當時往來于韶關和廣州之間,經常無法顧及政治講習班的工作,毛澤東曾主代理班主任。他為孫文大學選送學生,撰有《中國國民黨選派學生赴莫斯科孫文大學》。此外,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教官,主辦“黨立宣傳員養成所”,在國立廣東大學附設中學兼任教員,擔任廣東大學專修學院講師、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青年部訓育員養成所講師,為國民黨廣東省農委舉辦的調查員訓練班講課。當然,影響最大的還在于他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1926年2月,毛澤東擔任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開始籌備第六屆農講所。這一屆的農講所規?涨,共招收來自全國20個省區學員327人。辦學上也獨具特色,注重研究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重視調查研究,培養學員的實際工作能力。廣州農講所培養大批革命干部,推動了中國革命進程,是中國農民運動史上的創舉,在中共黨史和干部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地位。通過農講所,毛澤東為培養農運干部,領導全國農民運動、推動北伐戰爭做了大量工作;同時樹立“為農民說話做事”形象,并為后來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準備了條件。

    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至少8次到廣州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毛澤東至少8次來廣州,或主持會議、會見外賓,處理黨政要務,或指閱文件、研讀論著、撰述文章,或調查研究、體察社情、關注民生,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累計達半年之久。

    第一次是1954年11月3日至24日。

    1954年11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齊聚廣州,主要目的是審議“一五”計劃草案。1954年已是執行“一五”計劃第二年,“一五”計劃編制也已歷四年,五易其稿,在廣州是要做最后審議。1954年11月毛澤東到廣州后,與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等人一起,集中精力對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初稿)》進行討論和修改。黨中央的主要負責同志,在首都北京之外的城市會聚,集中將近1個月的時間,系統審閱五年計劃草案,這在黨的歷史上并不多見。1954年11月在廣州期間,除研究審議國家“一五”計劃草案外,還就對外交往、統一戰線、文藝批判等問題,作出重要批示,影響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的開展與走向。還在會議間隙中重游了第六屆農講所舊址,參觀了中山紀念堂、三元里抗英烈士紀念碑、廣州蘇維埃政府舊址等,并在越秀山游泳池游泳。

    第二次是1955年。

    一般認為,毛澤東于12月來到廣州,主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在廣州停留天數不詳。但另據資料,毛澤東曾于6月初來廣州(與研究處理胡風問題有關)。這次重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從原有的121篇材料中刪去30篇,保留了91篇,吸收新材料85篇,共計176篇,約90萬字,按照各方面具體經驗分成47類。與此同時,“為了批判某些錯誤思想和建議某些東西”,毛澤東還為部分材料寫了104條按語,共計4萬多字,其中大部分都是12月份寫就和修改的。毛澤東加寫的按語,充分體現了他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思想。毛澤東為廣東6篇材料加寫按語。第1篇,《我當大社主任四個月的幾點體會》,是根據廣東省中山縣群眾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梁祥勝談話記錄的整理稿,毛澤東將題目改為《我當大社主任的經驗》。第2篇,《中山縣新平鄉第九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青年突擊隊》。第3篇,《瓊山縣第一區紅旗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同自然災害和同資本主義思想作斗爭中鞏固起來了》,是中共瓊(今屬海南。┥娇h委給廣東省委的報告。第4篇,《在和自然災害作斗爭中成長起來的邊海鄉農業生產合作社》。第5篇,《臺山縣田美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開荒生產的經驗》。第6篇,《廣寧縣江布鄉紅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了多種經濟》。

    第三次是1956年5月3日至30日。

    此次行程恰值著名的《論十大關系》講話發表之后,是為《論十大關系》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展開的經濟工作調查工作之一。這一次他選擇乘飛機,也是他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次乘飛機外出視察!墩撌箨P系》,明確提出要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之間,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之間的關系。毛澤東重視發展沿海工業,這次主要是聽取各省市經濟特別是工業發展情況。在離京之前,毛澤東選派了家在不同地區的26名警衛戰士,讓他們回家一邊探親,一邊幫助他調查各自家鄉農村情況。這批回家探親的戰士趕到廣州向毛澤東作匯報。毛澤東認真地聽取戰士們的調查報告。廣州造紙廠和廣州通用機器廠(后改稱為廣州重型機器廠)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參觀廣東水產館。在廣州期間,他曾提出“利用外資”的政策主張,鼓勵廣東吸引和利用港澳“游資”等前瞻性政策主張,體現他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創造性探索。廣州之行前夕,毛澤東再次叮囑陶鑄:“敞開大門,引進外資,這個想法很好。你們趕快寫個報告,我們到北京進一步研究”。在廣州視察期間,他還提出一定要在年內暢游珠江、湘江和長江的宏愿。對于這一“挑戰三江”的想法,自然會面臨一些為主席安全考慮的阻力。但是,這沒能難得倒他。1956年廣州之行,毛澤東下珠江游泳10余次,為實現“萬里長江橫渡”打下了基礎。

    第四至六次都是在1958年。

    這是火熱的“大躍進”年代。1958年是毛澤東外出視察最多的一年,只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在北京中南海辦公。中共中央在外地召開的各種會議也多達9次。這一年,也是毛澤東來廣州次數最多的一年。1958年1月、4月和12月,他先后3次來到廣州視察,主持召開會議。

    1958年1月,開完南寧會議后,毛澤東到廣州停留了2天,會見印度駐華大使尼赫魯及夫人,并親切接見廣東和廣州的干部群眾,觀看文藝演出。

    4月,毛澤東在廣州停留了將近半個月。他在閱讀中共河南封丘縣委的報告《一個苦戰二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后,寫下《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他還主持召開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會議,討論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稿;他在《給生產隊長的一封信》信中說:“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還到棠下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廣東省農具改革展覽會進行視察,深入群眾,體察民情。

    12月,他又在廣州待了近半個月,與陳伯達、胡喬木一起修改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公報稿。毛澤東看了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線裝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感到他的詩詞“發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但是“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他覺得自己“有說明的責任”。毛澤東在書的天頭地腳空白處,寫了12條批注,對詩詞的創作背景、創作心情、有關詞語和詩句的本意等作了注解。195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65歲生日。中午,毛澤東準備離開廣州,陶鑄特意請毛澤東與大家一起吃一次飯。工作人員加了幾個菜,一則為毛澤東祝壽,二則也是餞行。毛澤東批評他們不該為他的生日置酒擺宴。又說:“你們去吧,我就不去了!毕挛,毛澤東一行從廣州乘專列前往湖南。

    第七次是1960年1月27日至3月9日。

    期間,主要完成了兩項工作:一是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讀完第34章至第36章,以及結束語。在讀書過程中,他提出了許多思想和觀點。二是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收錄從1925年12月到1949年9月各時期最主要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從2月27日至3月6日,毛澤東幾乎每天都到廣州雞頸坑審閱修改四卷的文稿,時間通常為下午5時至晚上9時,同他一起審讀的有康生、胡喬木、田家英。在四卷“毛選”中,毛澤東最偏愛第四卷。毛澤東在審閱時特別興奮和認真,逐篇仔細審讀,還增加了幾篇文稿,都是為新華社寫的評論和中共發言人的談話。此次在廣州期間,毛澤東還為中央起草了一些重要批語和指示,進行了一系列外事活動。

    第八次是1961年2月13日至3月29日。

    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三南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史稱“廣州會議”。在廣州會議之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面對三年困難的嚴峻局面,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毛澤東于1月踏上“調查研究之旅”。三路調研人馬會師廣州。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三南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取得兩個重大成果:一是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初步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左”傾錯誤;二是在全黨重新掀起調查研究之風,一定程度恢復和發揚了實事求是傳統。1961年的“廣州會議”是中國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走向“經濟調整”的重要轉折點。

    此外,還有眾多論著認定指出:1961年底(有的下延至1962年初)曾在廣州寫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和《卜算子?詠梅》兩首“反修詩”。有學者認為,1961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廣州讀了郭沫若的《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寫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同年12月,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做準備,讀了陸游的《卜算子·詠梅》,毛澤東“反其意而用之”,在廣州寫下《卜算子·詠梅》(陳東林:《毛澤東詩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第261頁)。曾任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和生平研究分會會長李捷等的,也持類似觀點(李捷、聞郁:《毛澤東詩詞50首寫作背景介紹》(增訂二版時改為《詩史與史詩的和諧統一——毛澤東詩詞寫作背景介紹》),臧克家主編,蔡清富、李捷副主編:《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共廣東省委的署名文章提出:1961年12月,“毛主席在廣州寫下《卜算子·詠梅》的光輝詞章”。(《旭日臨南粵,光輝照神州——緬懷毛主席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廣東的偉大實踐》,《人民日報》1977年9月11日)。但《毛澤東年譜》(1949-1976),沒有寫明這兩首反修詩的創作地點是廣州。筆者也未能找到更多能印證這種行程的第一手材料。顯然,這一行程暫時只能存疑。

    這就是說,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至少有8次來廣東(算上尚有爭議的1955年6月和1961年11月-12月的兩次,則為10次),累計時間在半年以上。

    毛澤東思想在廣州萌芽、發展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形態,有一個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的進程。在廣州,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深入探討中國的基本國情,探索中國革命與建設道路,并進行了理論著述活動,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重要環節。

    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論著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

    毛澤東在廣州期間撰寫的論著,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最為重要。后來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著作選讀》,這篇文章都是開卷篇。

    在廣州期間,毛澤東通過對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他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文章最早刊登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1日和3月13日,在《中國農民》第2期及《中國青年》第116、117期重新發表。這一光輝著作,后來被作者確定為《毛澤東選集》開卷之作。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作為第一卷開篇文章,并作了一些修改,刪去了各個階級及其各個階層的數字和具體實例。在穗期間,毛澤東還撰寫了《答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問》、《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等。

    毛澤東在廣州這些論著,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第一,是對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全面階級分析的基礎上,劃分了革命的敵友界限,為革命黨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提供了根據。第二,比較清楚地指出了當前的國民革命與過去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及中國辛亥年革命的區別,提出一條進行國民革命的路線。這些論述,指出了中國革命的動力、對象、任務、目的,實際上規劃了一條大體正確的國民革命的路線。第三,是對農民問題重要性的論述!稗r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毛澤東抓住了中國社會的一個最本質的內容,深刻地揭示了國民革命反封建的性質和發動農民斗爭的決定性意義。這些光輝論著誕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實質性階段。

    二、廣東革命與建設經驗構成了毛澤東理論創新的實踐淵源

    毛澤東在廣州,對事關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睿智的理論思考,構成了毛澤東國情認識和農民問題學說的基本框架和思想淵源。

    首先,從實踐的基礎上看,在廣州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農運政策、廣州農民運動特別是農民講習所對于推動全國農民運動,包括湖南農民運動具有重要影響。毛澤東通過參與籌辦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廣東省農民協會之機,比較完整掌握了廣東革命運動現狀、問題和發展趨向。這為他觀察中國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撰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準備了條件!逗限r民運動考察報告》是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后的又一光輝著作。這是毛澤東離開廣州回湖南后才寫成的。但文章所考察的湖南農民運動,相當一部分是廣州農講所學員發動起來的;而且,全國各地農民運動深受廣州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農民運動政策的影響。

    其次,從理論形成過程來考察,廣東經驗對于毛澤東有著重大影響。1926年1月公開出版的《海豐農民運動》,集中體現了廣東農民運動的歷史經驗,在全國有極大影響。瞿秋白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做的序文中就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事實上,毛澤東非常推崇同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及其創造的廣東特別是海陸豐農民運動經驗,他說:“全中國各地都必須辦到海豐這個樣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勝利,不然任便怎么樣都算不得。全中國各地都必須辦到海豐這個樣子,才可以算得帝國主義軍閥的基礎確實起了動搖,不然也算不得”。而且,毛澤東與彭湃一道領導農民運動,彼此保持了密切的關系,相互交流、共同探討。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廣州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他的理論在廣東接受了最初檢驗。他領導農民運動,負責指導廣東區委開展對農村的調查工作。他非常重視對廣東農民運動的調查研究。在農講所所長任內,毛澤東派出農講所學員前往韶關、海豐等地實習。他親自前往韶關實地考察兩星期之久。平時,他要求學員填報調查表格,并認真收集、整理調查材料。他經常應邀演說中國革命和農民問題,廣東期間撰寫的論著都發表在廣州的刊物上,并拿到會場上、課堂上接受廣東革命實踐檢驗;在此基礎上,他又對自己理論進行修正。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廣東繼續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他深入工廠農村和部隊開展調查研究,在視察和參觀活動中密切聯系群眾,了解人民的生產生活。他在廣州作出了許多具有全國性意義的決策,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他經常在這里聽取南方各省區工作匯報,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指導性意見;他在廣州主持召開一系列重要會議,就事關全國的重大問題作出決策,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在廣州進行重要的理論著述,就事關中國建設和發展的問題進行了有益探索。他倡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力提倡調查研究。在穗期間,毛澤東自己注意開展調查研究,而且要求身邊同志和全黨注意開展調查研究。他關注廣東,并要求廣東發揮優勢。1956年3月,當他了解到香港各銀行游資充斥時,指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要注意引進外資,并表示中央將進一步研究;他了解到南海水產資源十分豐富,也建議大力開發。

    (編撰:歐陽湘)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2.金沖及: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3.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年。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羅家倫:《革命文獻》第8輯(1955年初版),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年版。

    7.毛澤東:《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于來山、陳克鑫、夏遠生:《毛澤東五十次回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黎永泰:《毛澤東與大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雨銘:《毛澤東在中宣部》,《現代史料》1933年第1期。

    11.《廣東省警衛工作歷史資料匯編》,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警衛處和廣東省公安廳警衛處1994年編。

    12.李戡:《國民黨員毛澤東》,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

    13.《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臺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1983年版。

    14.李云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及人書局1987年版。

    15.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名人在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

    16.陳東林:《毛澤東詩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17.李忠杰、段東升主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

    18.歐陽湘:《毛澤東1923年到廣州時間考》,《黨的文獻》2018年第1期;《毛澤東參與國民黨一大期間中共黨團領導考》,《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9期。

    19.臧克家主編,蔡清富、李捷副主編:《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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